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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文化中的尊孔和批孔【求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1-14 16:50:04 阅读: 来源:吸污车厂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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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以来,读了几位前辈论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和著作,自己也就有所思索。梁漱溟先生在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中讲到“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”时,有云:“质而言之,世界未来文化,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,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。(1)这是一个美好的预言,也是美好的愿望。

梁先生所谓“中国文化的复兴”,也即是“孔子的礼乐”的复兴。这话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讲的。到了80年代,他在《东方学术概观》中讲“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”时,曾引前辈夏增佑所著《中国古代史》云:“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,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。”又引前辈柳贻征《中国文化史》云:“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,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。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,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。”梁先生说:“两先生之言几若一致,而柳先生所说却较明确。”诸公之言,很发人深省,我由此便想到了中国历代的“尊孔”和“批孔”。

记得十来年前,季羡林先生在《从客观上看中国文化》一文中讲到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时,曾说: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”(2)我看世人评价孔子,也不免循此规律,这里且从“尊孔”说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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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在世时,虽是“圣之时者”,却似不甚得志,鲁迅曾说:孔夫子的做定了“摩登圣人”是死了以后的事,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。

跑来跑去,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,而又立刻下野,失业了;并且为权臣所轻蔑,为野人所嘲弄,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,饿扁了肚子。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,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,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。有一天,孔夫子愤慨道: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,从我者,其由与?”从这消极的打算上,就可以窥见那消息。

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)

为什么说孔夫子“死了以后”才“做定了‘摩登圣人’”呢?这要从现代的“独尊儒术”说起,而且还要归功于刘邦和武帝。

刘邦本来不是崇儒尊孔的,据《汉书·郦食其传》记载,有个骑士对郦生说:“沛公不喜儒,诸客冠儒冠来者,沛公辄解其冠,溺其中;与人言,常大骂。”说刘邦“不喜儒”。这是一段“嘉话”。

但刘邦思想亦有变化,从“不喜儒”到崇儒尊孔,有个过程。这里起关键作用的,是叔孙通。

史称刘邦初做皇帝,与群臣宴饮之时,“群臣饮争功,醉或妄呼,拔剑击柱。”刘邦“患之。”于是叔孙通献计,与儒生“共起朝仪”。其后即按此“朝仪”行礼。这一举措,立见效果。史称“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”,“无敢喧哗失礼者。”于是刘邦十分满意,说: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”叔孙通趁此机会,立即向刘邦建议:“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,与共为仪,愿陛下官之。”于是这些儒生都有了官衔,而且各得“五百金”的赏钱,高兴地说:“叔孙生圣人,知当世务。”这是说,叔孙通亦“圣之时者”。(详见《汉书·叔孙通传》)

从刘邦“不喜儒”到封赏儒生,可见儒者的妙用。

再说武帝。武帝时期,“罢黜百家,表章六经”(《汉书·武帝纪》),是为世所称的,但汲黯却说他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。”(《汉书·汲黯传》)这是怎么回事呢?这说明武帝之崇儒术,未必全心全意,这从此后元帝与宣帝的一段对话中也可看出问题。《汉书·元帝纪》云:(元帝)八岁,立为太子。壮大,柔仁好儒。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,以刑名绳下,宣帝作色曰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、用周政乎?且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!”乃叹曰:“乱我家者,太子也!”所谓“汉家自有制度”,这话很有深度。大概从刘邦开始,即已“霸王道杂之”。

汉朝家法如此,而元帝有所不知,故宣帝慨乎言之。我在50年前写过一篇《汉代崇儒的真相》,也谈过这个问题。(《益世报人文周刊》第40-41期)

至于汉代以后,历朝历代之崇儒尊孔,柳贻征先生的《中国文化史》言之甚详。

(3)孔子从“至圣”而逐步上升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,连孔子的后裔都封为“衍圣公”,则柳先生所谓:“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”,可谓信而有征。与此同时,鲁迅先生所谓“孔子之在中国,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”云云,也非无征不信。

权势者们之捧孔子,不仅见于古代,也见于近代。这是鲁迅亲眼见过的。他说:“孔夫子之在中国,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,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,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。……在三四十年以前,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,就是希望做官的人,都是读‘四书’和‘五经’,做‘八股’,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,统名之为‘敲门砖’。这就是说,文官考试一及第,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,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,门一开,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。孔子这人,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,也总是当着‘敲门砖’的差使的。

一看最近的例子,就更加明白。二十世纪开始,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,但到袁世凯时代,却又被重新记得,不但恢复了祭典,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,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。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。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,袁氏在门外死掉了。余剩的是北洋军阀,当觉得渐近末路时,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。盘踞着江苏和浙江,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,复兴了投壶之礼;钻进山东,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,则重刻了《十三经》,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,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。然而幸福之门,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。“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)

在鲁迅先生看来,袁世凯、孙传芳和张宗昌这些权势者,也和古代的权势者一样,其崇儒尊孔,都是为我所用。从刘邦到袁世凯,虽改朝换代,尊孔这一文化传统,却历久而不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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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批孔,也可以从古代说起。这里且不说那与孔子并世的隐者对夫子的讥刺,(4)只说汉代的王充和明代的李贽。

在“评法批儒”时期,王充曾以“批孔”著称。他著有《论衡》,写过《问孔》。但“问孔”并不等于“批孔”。他只是说,孔子的话不见得句句都对,不认为“圣贤所言皆无非。”如此问孔,未可厚非。

王充又写过《儒增》,对汉代的儒书,多所批评。但他批评汉儒,也不等于批孔。他在《正说》中说:儒者说五经,多失其实,前儒不见本末,空生虚说:后儒信前师之言,随旧述故,滑习词语。苟名一师之学,超为师教授。及时早仕,汲汲竞进,不假留精用心,考实根核。故虚说传而不绝,实事没而不见,五经并失其实。

还有,王充不但不曾批评孔子,他写《自纪》,还曾说过:“可效仿者,莫过孔子。”又说:“鸿才莫过孔子”。

不过,尽管如此,正当举世奉行尊孔之时。王充竟敢“问孔”,仍是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的。

再说李贽。

在“评法批儒”时期,李贽也是以“批孔”著称的。说李贽批孔似比说王充批孔有些实据,当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,就曾说他“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,狂诞背戾。”(5)李贽《藏书·世纪列传总目前论》中确有关于“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”的言语,他说:前三代,吾无论矣;后三代,汉、唐、宋是也。中间千百余年,而独无是非者,岂其人无是非哉?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,故未尝有是非耳,然则予之是非人也,又安能已?夫是非之争也,如岁时然,昼夜更迭,不相一也。昨日是而今日非矣,今日非而后日也是矣。虽使孔子复生于今,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,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!

当举世皆“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”之日,李贽出言如此,确实未免“狂诞背戾”。问题似不在于他批评了孔子,而在于触犯了官方儒学的统治。这是有害于当代的政教、有损于世道人心的。

但当大金吾审讯李贽时,李贽却说:“罪人著书甚多,具在,于圣教有益无损。”李贽死后,袁中道撰写《李温陵传》,也说他的著作“大有补于世道人心。”(6)

这样的话,不知有谁相信。

4

从以上这些尊孔、批孔的事例看来,历朝历代的权势者大抵是尊孔的;凡是“知当世务”即识时务的儒生也都是尊孔的。两千年间不识时务者只有半个王充和一个李贽。李贽涉嫌批孔,不得好死。历史昭示如此,耐人寻思。

当然,耐人寻思者,更有近世的事。

近百年来,世界大势是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的,不仅中国自身改朝换代,西方文化也云涌而来,中国的文化之门也不得不开。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,也就发生了新的尊孔、批孔的问题。“五四”运动本来不是“批孔”运动,但提倡“新文化”。打倒“孔家店”,孔子也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

当然,在这几十年里,有批孔的,有尊孔的,言论也非一律。这同政治主张似有一些关系。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,著《孔子改制考》,建立“孔教”,是尊孔的。章太炎主张种族革命,著《诸子学略说》,谓“孔子之教,惟在趋时”,“儒家者流,热中趋利。”是批孔的。但章氏批孔,半途而止。他在《致柳翼谋书》中说自己是因为“深恶长素(康有为)

孔教之说“,才”激而诋孔“的。章氏之回心转意,和他后期”既离民众,渐入颓唐“,(7)也许不无关系。

此外,刘师培上书端方,有“尊孔”、“读经”的倡议;(8)林琴南《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书》说到“覆孔孟、铲伦常”,谓“人心丧敝,已在无可挽回之时,”(9)凡此种种,也都是尊孔的。

“五四”以后,仍然批孔而影响较大者,有李大钊的《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》和鲁迅的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。李大钊说:“中国的劳动(工)

运动,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。孔子的学说,对于劳动阶级,总是把他们放在被统治者的地位,作统治者阶级的牺牲。“他还说:”孔子主义(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)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。孔子或其他古人,只是一代哲人,决不是‘万世师表’,他的学说,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,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,没有很大的变化,他的学说适宜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。

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,他的学说,就根本动摇,因为它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,现代的社会。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,天天到曲阜去巡礼,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,到处建筑些孔教堂,到处传布‘子曰’的福音,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‘万事师表’、‘至圣先师’的威灵了。“(10)

说“纲常名教”,“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”,从经济上作出此解释,这在当时是新颖的。但在林琴南看来,很可能也是“覆孔孟、铲伦常”的胡言乱语。

鲁迅的文章,我在前面已经引过,这里不再多说;但有一点要说的是;鲁迅的文章虽然可以说是批孔的,但他批的主要是那尊孔的。

鲁迅立论的根据,不是“经济”,而是事实。从袁世凯到张宗昌,都有尊孔的故事,鲁迅讲得很有意思。这些故事不像是鲁迅捏造的,却是令人深思的。

5

上面讲了“尊孔”和“批孔”,现在要回到“中国文化的复兴”。

什么是“中国文化的复兴”呢?说来说去,不过两个字:“尊孔”。而“尊孔”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。

梁漱溟先生讲“世界未来文化”时,还十分肯定地说:“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,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。”又说:“我虽不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出来用,但大礼旨趣就是那个样子,你想避开也不成的。”(11)这话是说得非常自信的,不容置疑。

但我惑而敢问的是:“孔子的礼乐”是什么模式?

梁先生在这里并没有说,不知在别处可曾说过。只有鲁迅说袁世凯称帝之前恢复过孔子的“祭典”,这“祭典”应是“符合了孔家宗旨”的;孙传芳也曾复兴过“投壶之礼”,这是前面讲过的。可惜余生也晚,都没有见过。但这样的典礼,是否可称“孔子的礼乐”、“符合了孔家宗旨”呢?未可知已。

附注:(1)《梁漱溟学术精华录》第64页,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。

(2)《中华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》第3页,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1版。

(3)见《中国文化史》第二十五章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。

(4)见《论语·微子》。

(5)《神宗实录》第369卷,转引自《明实录类纂》“文教科技卷”第13页。

(6)《珂雪斋近集》卷3,1982年11月上海书店重印本。

(7)见《且介亭杂文末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。

(8)刘师培《上端方书》,引自《刘师培辛亥前文选》第104-105页。三联书店1998年6月北京第1版。

(9)见《林琴南文集畏庐三集》,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1版。

(10)见李守常《史学要论》附录第136页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。

(11)同注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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